為全面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案件的裁判品質，進一步促進類案價值取向和適法統一，實現司法公正，上海一中院探索類案裁判方法總結工作機制，通過對各類案件中普遍性、趨勢性的問題進行總結，將法官的優秀審判經驗和裁判方法進行提煉，形成類案裁判的標準和方法。本期刊發《遺囑繼承糾紛案件的審理思路和裁判要點》
遺囑繼承，是指繼承人依照被繼承人生前設立的合法有效的遺囑繼承被繼承人遺產的一種繼承制度。在遺囑繼承中，被繼承人可以通過遺囑確定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的范圍、繼承的財產、繼承的份額等。遺囑繼承糾紛案件，直接關系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乎家庭穩定、社會和諧，為促進此類案件的適法統一，現結合典型案例，對此類案件的審理思路和裁判要點進行梳理、提煉和總結。
2009年，被繼承人張甲與周某再婚。張甲于2020年訂立代書遺囑一份，主要內容為其名下所有的房屋歸其與前妻所生之子所有。立遺囑人處有張甲的簽名，證明人處有耿某、李某和黃某簽名，代書人處有張乙簽名。張甲口述、張乙代書遺囑時，李某和黃某等候在門外。張乙為張甲的妹妹，耿某為護工，李某和黃某為張甲的學生。張甲去世后，周某提起訴訟，認為該代書遺囑的見證人無見證資格，要求按法定繼承處理張甲遺產。
被繼承人黃某生育四子，為蔡甲、蔡乙、蔡丙、蔡丁。2014年，黃某訂立代書遺囑一份，表示其財產均由蔡乙之子繼承。2016年11月，黃某在律師馬某、彭某的見證下，由馬某代書立下遺囑，明確表示過世后其在涉案房屋中的產權份額由蔡甲、蔡乙繼承，其他任何人不得繼承。黃某去世后，上述兄弟四人就遺囑的效力產生爭議，蔡乙以黃某在2016年即患老年性癡呆為由，主張黃某訂立2016年遺囑時無民事行為能力，要求按2014年遺囑處理黃某遺產。
余某與王某系夫妻關系，兩人與女兒余甲共同購買系爭房屋，產權為共同共有。2012年，余某訂立公證遺囑一份，內容為“登記在我和妻子王某、女兒余甲名下的系爭房屋中屬于我的份額，在我去世后，由我的兩個兒子共同繼承”。2019年1月，女兒余甲去世。1年后，余某去世。現余某二子要求按照余某訂立的遺囑繼承系爭房屋中屬于余某的份額。
2018年5月18日，被繼承人陳某在兩名律師的見證下訂立代書遺囑，主要內容為將財產由姐姐陳甲和外甥女周甲繼承。5月30日陳某去世后，陳甲、周甲于7月16日向見證律師出具“接受陳某遺贈申明書”，表示接受遺贈。7月17日，見證律師向陳某之母周某發送通知函、遺囑及接受遺贈申明書，但因地址有誤致周某未收到快遞。現周某以陳甲、周甲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未在兩個月內送達其本人為由主張遺贈無效。
涉遺囑繼承糾紛類案件的被繼承人在訂立遺囑時一般年齡較大、欠缺相應的法律知識，從而在遺囑的形式、內容上把握不夠準確，特別是訴訟時被繼承人已經去世，因此給法院審查遺產范圍、被繼承人真實意思等帶來困難。
《民法典》明確了自書遺囑、代書遺囑、打印遺囑、錄音錄像遺囑、口頭遺囑和公證遺囑這六種遺囑類型，并分別規定了法定形式要件。有效的遺囑必須以滿足法定形式要件為前提，但實踐中，由于被繼承人的年齡、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能力、社會關系等情況不盡相同，所立遺囑形式多樣，存在并不完全符合法定遺囑類型的情形，如配偶一方書寫遺囑，另一方配偶僅簽名。如在較為常見的代書遺囑中，當事人往往對見證人資格、是否全過程見證、有無全程錄音錄像等存在較大爭議。因此，遺囑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審查上存在一定難度。
意思表示真實是民事行為有效的必要條件。遺囑必須是被繼承人處分其財產的真實意思表示，只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遺囑才能是有效的遺囑，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遺囑無效。然而，被繼承人訂立遺囑時大多年事已高或身患疾病，去世后，子女往往對被繼承人訂立遺囑時是否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或是否親筆簽名產生爭議。由于涉訴時被繼承人已經去世，其訂立遺囑時的民事行為能力或筆跡可能無法通過司法鑒定確定，需對照遺囑，結合被繼承人生前生活狀態、患病情況、文化水平等因素綜合判斷。此外，遺囑形成時間較早也給查明被繼承人真實意思增加了難度。
遺囑內容所指向的財產應當是被繼承人生前擁有的個人合法財產，但涉案的遺囑往往在遺產范圍的描述上不夠精準，多使用“我的份額”“我的財產”等概括性描述，加之被繼承人的遺產多混同于夫妻共同財產或家庭共有財產中，故審理此類案件時需先將相關財產析出，以確定被繼承人的遺產范圍。實踐中，還存在被繼承人在錯誤認識財產歸屬的基礎上訂立遺囑，訂立“共同遺囑”后一方單獨變更己方遺囑等情況，由此引發當事人對遺產范圍甚至遺囑有效性的爭議。以上問題往往需要在案件審理中結合多方因素綜合認定，給案件的審理帶來困難。
遺囑繼承和遺贈都屬于通過遺囑的方式處分財產，不同之處在于，遺贈的對象只能為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根據《民法典》第1124條規定，受遺贈人應在六十日內作出接受遺贈的表示。但是，對于具體在何時表示、向誰表示、如何表示等問題，法律并未作明確規定，導致實踐中難以形成統一認識。如有的受遺贈人只向與之關系親近的法定繼承人之一表示接受遺贈，其他法定繼承人會以未接到通知為由，主張受遺贈人未依法作出接受遺贈的表示。又如有的受遺贈人主張是以登報、公證、訴訟、實際占有遺產等方式作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法定繼承人則對上述形式不予認可。
由此，如何正確認定受遺贈人是否在法定期間內作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成為此類案件的審理難點。
人民法院審理遺囑繼承糾紛案件時，不僅要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充分保障被繼承人處分自己財產的自由，同時也要遵循公序良俗，依法維護有繼承權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要注重通過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釋法明理，做到情、理、法的有機融合，促進化解家庭矛盾。審理時，首先，應確定遺囑的類型，審查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其次，審核被繼承人是否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相關簽名是否由本人所簽，確保遺囑系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再次，審慎審查并確定遺囑所指向的遺產，明確遺產范圍；最后，確定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的繼承資格，按照遺囑分割遺產。
《民法典》第1134-1139條對前述六類遺囑的形式要件作了明確規定。司法實務中，應嚴格對照法律規定，在明確遺囑類型的基礎上，審查涉案遺囑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依據《民法典》第1134條，自書遺囑，是由被繼承人親筆書寫、簽名并注明年、月、日的遺囑。審查自書遺囑時，需注意以下幾點：
（1）遺囑的全部內容都應當由被繼承人親筆書寫。此處的全部內容，既包括遺囑中關于遺產如何處理的主要部分，也包含注明的年、月、日部分，即遺囑的全部文字內容均要求由被繼承人本人書寫。（2）遺囑需要被繼承人親筆簽名。此處的簽名必須是正式的姓名，即身份證、戶口簿等證件上登記的姓名，一般不能為筆名、藝名、小名。
（3）遺囑注明的年、月、日應當齊全，缺一不可，否則一般認定為無效。如未作明確說明，該日期應視為通用的公歷日期。
實踐中，對于“夫妻合立”的遺囑，如遺囑正文內容由夫妻一方書寫，另一方僅簽名確認而形成的，如有證據證明上述遺囑內容均為夫妻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可參照自書遺囑處理。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關于簽名、日期的審查要點，同樣適用于代書遺囑與打印遺囑，下文不再重復。
依據《民法典》第1135條，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并由遺囑人、代書人和其他見證人簽名，注明年、月、日。在訂立代書遺囑時，被繼承人的口述與代書人的代書、見證人的見證應具有時空一致性。這不僅要求上述行為應系同時或者基本同時發生，還要求被繼承人、代書人和見證人應為同時在同一場合訂立遺囑。在審查代書遺囑時，還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見證人數量的限定。要注意審查見證人和代書人的總數應為兩人（含）以上。（2）見證人資格的限定。依據《民法典》第1140條，有三類人員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及其他不具有見證能力的人”；
其中，“繼承人”不僅指作為第一順位法定繼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還包含作為第二順位法定繼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如涉案的部分見證人屬于上述三類人員，則因不具備法定資質，可能導致無法滿足“見證人應為兩人以上”的法定條件，進而導致代書遺囑無效。實踐中，常因見證人為被繼承人的兄弟姐妹引發資格爭議。
（3）被繼承人、代書人、見證人應當在代書遺囑上簽名，如沒有簽名，則代書遺囑無效。
需要說明的是，在滿足上述形式要件的情況下，對于被繼承人僅捺印的，應結合立遺囑的時間、被繼承人的文化水平、書寫習慣等因素綜合認定。
如案例一中，李某和黃某在被繼承人張甲口述遺囑、代書人代書時在門外等候，不符合代書遺囑當場見證的要求，所以二人沒有見證的資格。其次，張乙為張甲的妹妹，屬于第二順位法定繼承人，也沒有見證的資格。因此本案代書遺囑的見證人僅有護工耿某，不符合至少兩位見證人的法定形式要件，應屬無效，被繼承人的財產應按法定繼承處理。
打印遺囑是《民法典》繼承編新增加的遺囑形式，是為適應打印代替親筆書寫的社會現狀而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十五條的規定，《民法典》施行前，遺囑人以打印方式所立遺囑，當事人對該遺囑效力產生爭議的，適用《民法典》相關規定，但遺產已經在《民法典》施行前處理完畢的除外。因此，在審查打印遺囑的效力時，除審查是否符合《民法典》第1136條“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遺囑人和見證人在遺囑每一頁簽名、注明年月日”的法定條件外，還需注意以下問題：（1）打印遺囑的形式與代書遺囑類似，僅遺囑文本系打印而成，在法律沒有明確限制的情況下，不要求電腦制作和打印的行為必須由被繼承人本人完成。
（2）在打印遺囑不止一頁的情況下，需審查被繼承人、見證人是否在每一頁都簽名并注明年、月、日。如某一頁欠缺部分人簽名或無簽名，一般認定該頁內容無效。如沒有簽名的部分與有簽名的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認定沒有簽名的部分無效后無法確定有簽名部分的具體內容時，該遺囑以認定全部無效為宜。
就遺囑形式而言，錄音錄像遺囑包含錄音和錄像（含聲音）兩種形式。依據《民法典》第1137條，訂立錄音錄像遺囑時，需要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見證人見證，被繼承人和見證人還需要在錄音錄像中記錄姓名或者肖像及年、月、日。在審查錄音錄像遺囑時，應注意以下要點：（1）錄音錄像遺囑中見證人的見證要求與代書遺囑一致，均需要時間和空間上的一致性。
（2）被繼承人和見證人均需要在錄音錄像中記錄姓名或肖像并說明年、月、日，此處并不要求必須同時記錄姓名和肖像，但不論是姓名還是肖像，均需清晰、明確，達到足以確定見證人的程度。此外，被繼承人和見證人如僅在錄音錄像的封存材料上簽名并標注日期，應認定不符合法律規定。
依據《民法典》第1138條，口頭遺囑，是指被繼承人在危急情況下，通過口述的方式表達處分身后財產的意愿。鑒于該類遺囑的表現形式為口頭，并不記載于任何載體，故在認定是否存在口頭遺囑時應持審慎從嚴的標準。處理此類案件時，首先，主張遺囑存在的一方負有證明存在口頭遺囑的舉證責任，并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應準確區分口頭遺囑和日常聊天、談話，不可將被繼承人日常生活中的表述簡單認定為遺囑。其次，應審查被繼承人是否遇到危急情況，諸如突發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突患危及生命的疾病等，導致被繼承人客觀上無法或者沒有能力以其他方式訂立遺囑。再次，審查是否存在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的見證人。最后，緊急情況消除后，如果被繼承人能夠以書面或錄音錄像形式立遺囑的，所立口頭遺囑應為無效。
依據《民法典》第1139條，公證遺囑是依法以公證方式設立的遺囑。《民法典》取消了原《繼承法》關于公證遺囑效力最高的規定，公證遺囑已不具有優先于其他遺囑形式的效力。但因公證的正規性和嚴肅性，公證遺囑仍具有免證事實的證據效力，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將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需要注意的是，依據司法部《公證程序規則》《遺囑公證細則》，遺囑公證書如確有錯誤的，申請人可向公證機構提出撤銷申請。
在確定遺囑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后，下一步即需審查被繼承人是否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是否因遭受欺詐、脅迫等非法手段而立遺囑。如遺囑不能反映被繼承人真實意思表示的，應認定無效。
在審查被繼承人是否有民事行為能力時，應當以訂立遺囑的時間點為準，即只要被繼承人在訂立遺囑時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即可，遺囑訂立后被繼承人喪失行為能力的，不影響遺囑效力。實踐中，當事人為了主張被繼承人無民事行為能力，往往會申請對被繼承人行為能力或筆跡進行鑒定，但鑒定機構囿于鑒定技術或檢材，多無法鑒定。在此情況下，除非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被繼承人立遺囑時的民事行為能力狀況，否則一般推定被繼承人立遺囑時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對于當事人提供被繼承人病史資料證明無民事行為能力的，應當審查相關資料所反映的疾病情況，不能僅以被繼承人存在某種身體缺陷而直接否定其訂立遺囑時的民事行為能力。對于確實存在精神類疾病的被繼承人，應結合病史情況、證人證言、生活情況等進行綜合判斷。
遺囑應體現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包含兩方面要求：一是意思表示自由，二是意思表示真實。為確保遺囑體現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系被繼承人的自主表達，應首先審查遺囑是否在被繼承人受欺詐、脅迫時所立，是否存在偽造或被纂改等情況。提出受欺詐、脅迫等主張的當事人應進行舉證，如果舉證不能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的，一般認定遺囑有效。其次，確認被繼承人簽名的真實性。如果當事人對簽名真實性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如無證據證明簽名不是被繼承人所簽，一般推定簽名真實。在有見證人的遺囑中，可以要求見證人出庭說明立遺囑時的情況。對于存在多份遺囑的，遺囑是否為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原則上應以被繼承人最后一份遺囑中作出的意思表示為準。
如案例二中，證人陸某、曹某、王某、朱某、程某等人均表示2016年黃某的記憶力確實有所下降，但還能認識人，也能正常交流。2016年11月所立代書遺囑的兩位見證人馬某、彭某亦表示立遺囑時黃某神志清楚、無他人干涉，并提供了當時的視頻予以佐證。基于上述證據，可認定黃某立遺囑時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遺產應按2016年的遺囑進行繼承。
由于被繼承人可以通過遺囑對繼承的財產、種類、范圍進行選擇，可能是被繼承人死亡時個人的全部合法財產，也可能是一部分合法財產，所以有必要確定遺產范圍。根據《民法典》第1153條的規定，夫妻共有的財產，除有約定外，遺產分割時應當先將共同所有財產的一半分出為配偶所有，其余的為被繼承人的遺產。此處的一半，即為客觀上夫妻共同財產的一半。如遺囑指向的財產混同于家庭共同財產的，還需析出他人財產。因此，審理此類案件時，對于遺囑列明的財產，不能當然認定系被繼承人的遺產，還需根據列明財產的具體情況，仔細甄別。通常，遺囑指向的遺產類別、數量都較為明確，繼承時按照遺囑依法分割即可。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情況，由于遺產范圍的確定以被繼承人的死亡為時間節點，但被繼承人訂立遺囑至去世這段期間，由于種種原因，相關財產的性質、形式、數量都可能產生變化，價值亦可能發生增減。在遺囑未變的情況下，上述變化可能影響遺產的范圍，乃至遺囑效力。對此，應根據立遺囑時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財產的具體變化、變化的原因、變化后被繼承人的意思表示等因素，結合具體案情進行綜合判斷。
如案例三中，系爭房屋屬于余某、王某、余甲三人共同共有，未確定具體份額。余某于2012年訂立公證遺囑時亦未明確遺產的具體內容，僅作了概括性表述。由于女兒余甲先于余某去世，未留有遺囑，余某可法定繼承余甲在系爭房屋中的部分產權份額。余甲去世后，余某對其所作遺囑亦未作更改或有其它意思表示，故在余某去世時，其遺囑所述“我的份額”，應為其原有的產權份額加上從余甲處繼承的份額。
繼承人具備繼承資格是繼承遺產的必要條件。《民法典》第1125條規定，繼承人存在下列行為之一的，喪失繼承權：
以欺詐、脅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礙被繼承人設立、變更或者撤回遺囑，情節嚴重的。
經審查，如繼承人存在上述情況，即喪失繼承權。但若繼承人有上述第三至五種行為，確有悔改表現，被繼承人表示寬恕或者事后在遺囑中將其列為繼承人的，該繼承人不喪失繼承權。此外，如遺囑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后遺產處理前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亦喪失繼承權。
在確定受遺贈人是否具有繼承資格時，除依照《民法典》第1125條的規定處理外，還需審查受遺贈人是否按照《民法典》第1124條的規定，在知道受遺贈后的60日內作出接受遺囑的意思表示。
（1）接受遺贈的時間繼承自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遺贈也不例外。對于接受遺贈的具體時間起算，應注意區分兩種情形：第一，如受遺贈人在被繼承人生前即已知曉受遺贈情況的，則該60日應從遺贈人死亡時開始計算。第二，如受遺贈人在被繼承人生前并不知曉受遺贈情況的，以其知道之日起計算60日為期限。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知道”受遺贈，應理解為“知道或應該知道”。
（2）表示接受遺贈的形式和對象《民法典》未對接受遺贈的表示形式和表示對象作明確限定。對于表示形式，不應過分拘泥，只要足以達到能夠確認為有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的程度即可，可以是書面或口頭，也可以是能夠反映接受遺贈的特定行為。對于表示對象，司法實務中一般認為向與繼承或遺產存在較為密切關系之人作出均可，如繼承人、繼承人的利害關系人、遺產管理人、見證人等。
如案例四中，在陳某去世后的60日內，陳甲、周甲以書面形式向代書遺囑的見證律師表示愿意接受遺贈。之后，雖然見證律師在向法定繼承人周某寄送遺囑及接受遺囑申明書時，因地址有誤導致周某未在法定期間收到上述材料，但見證人亦屬與繼承或遺產存在較為密切關系之人，故可認定陳甲、周甲二人在被繼承人去世后的60日內已作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二人具有繼承資格，遺產應按遺囑進行處理。
《民法典》第1141條明確規定，遺囑應當為缺乏勞動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故只有既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收入來源的繼承人，才有被保留必要遺產份額的資格。具體認定時，應結合繼承人是否有穩定收入、是否有社會醫療保險、是否有固定住處、配偶和子女身體及經濟狀況多方面綜合考慮。司法實務中，還需注意以下幾點：（1）判斷有沒有生活來源時，不能過于機械，如收入遠低于當地平均收入水平即可視為無生活來源。
（2）應以遺囑生效之時作為時間節點來界定繼承人的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
來源：上海一中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