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18年6月28日，張明簽署《認購須知確認書》，該確認書載明：“本人在簽訂本確認書前，已知悉貴司開發的項目是以毛坯交付，因此同意與貴司指定的第三方裝修公司通過簽訂《裝修協議》進行裝修；本人在簽署本確認書之前，已知悉裝修交付標準、裝修風格、裝修價格且沒有任何異議，同時本人已認真閱讀了《認購書》樣本、《商品房買賣合同》及其附件樣本和《裝修協議》樣本，且對前述所有合同文件內容無異議并知悉其簽訂流程和方式……本人承諾不得提出對《裝修合同》解除、確認無效、撤銷或終止的請求，若本人提出前述請求，則貴司有權要求解除與本人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并要求本人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2018年7月9日，張明與大白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預售）及相關附件。同日，張明與小黑公司簽訂《裝修合同》，約定張明自愿委托小黑公司按該合同約定標準，對訴爭房屋在張明與開發公司簽署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預售）約定的交付標準的基礎上，進行戶內結構的優化及裝修改造；合同含稅總價款為469080元，雙方確認該費用為一次性包干費用，雙方均不再要求對合同進行任何調整。

后三方因履行合同發生糾紛，張明將大黑公司、小白公司訴至法院，請求確認《裝修合同》無效。

一審鼓樓法院觀點

民事主體之間成立的合同系意思自治的結果，非法定事由，不得對合同效力作否定性評價。一、案涉《裝修合同》《三方協議》系張明與大白公司、小黑公司自主簽訂，系三方合意的結果，張明并未舉證證明大白公司、小黑公司以欺詐、脅迫手段逼迫張明簽訂案涉《裝修合同》《三方協議》，且結合張明承諾已然理解并自愿選擇訂立案涉《裝修合同》以及其有權選擇購買同地段其它商品房的事實，張明主張簽訂《裝修合同》《三方協議》并非出于其真實意思表示，一審法院不予采信。二、關于《裝修合同》《三方協議》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問題，如前所述，《裝修合同》《三方協議》系出于各方真實意思，張明的自主選擇權并未被剝奪，因裝修委托工程尚未交付，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存在變相加價，張明并無證據證明該裝修款項最終由大白公司收取，故無法證明天悅公司、小黑公司存在通謀規避政府限價政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行為，張明該主張一審法院不予采信。三、關于《裝修合同》《三方協議》是否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一審法院認為，公共利益具有廣泛性和群眾性，應指涉及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案涉銷售樓盤涉及的業主具有特定性，故張明提出的《裝修合同》、《三方協議》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主張，一審法院不予支持。四、關于《裝修合同》《三方協議》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一審法院認為，“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張明并未舉證證明《裝修合同》《三方協議》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故張明該主張一審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張明訴請與大白公司、小黑公司簽訂的《裝修合同》及《三方協議》無效，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福州中院觀點

案涉《裝修合同》《三方協議》系張明與大白公司、小黑公司自主簽訂，張明并未舉證證明大白公司、小黑公司以欺詐、脅迫手段逼迫其簽訂上述合同，且上述合同涉及的業主具有特定性，并未涉及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其次，張明主張大白公司存在捆綁銷售案涉房屋，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和政府相關通知，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的強制性規定系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張明未向本院舉證證明上述合同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且商品房預售中的捆綁裝修行為，屬于政府職能部門審查認定并進行處理的事項，不是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審查內容，故張明的該項上訴理由缺乏依據,本院亦不予采信。再者，關于上述合同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情形問題。本院經審查認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是指行為人通過表面合法的方式達成非法目的。如前所述，上述合同系張明與大白公司、小黑公司之間真實意思表示，張明裝修的自主選擇權并沒有被剝奪，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裝修合同約定的價格遠高于市場價格的裝修價款，本院對其該項上訴主張不予支持。綜上，張明上訴關于其與大白公司、小黑公司簽訂的《裝修合同》及《三方協議》無效的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蔡思斌律師評析

“捆綁裝修售房”是房地產為了增加自身利潤，規避地方政府限價政策的產物，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在商品房銷售過程中要求購房人同時委托房地產開發企業或其指定第三方進行所購房屋的裝修，并簽署相關裝修合同，此類裝修合同的價格通常會高于正常裝修市場行情的價格。

除本案外，（2020）閩01民終1688號案件中福州中院亦認可了捆綁裝修合同的效力。據此，基本可以認定福州中院對于此類案件的觀點為“捆綁裝修合同有效”。該觀點并非福州中院獨有，此觀點實際是全國法院的通說觀點，例如浙江地區的2019浙0481民初3064號以及廣東地區的2019粵0607民初1155號等案件中法院亦均持此觀點。

對于此類案件，購房者通常會以“裝修合同系規避政府限價而采取的變通方式，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為由主張合同無效。但《合同法解釋二》第十四條明確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項的強制性規定針對的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如果合同未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僅是違反一般性的法律法規，則不應對其進行否定性評價。具體到本案中，違反地方政府的限購政策是否屬于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法律并未作出明確規定，但最高院在《<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一書對《九民會議紀要》第三十一條的釋義中明確“一般來說，違反黨中央的政策、國家政策的合同，可以認定構成公序良俗。而違反部門政策、地方政策如違反各地有關限購政策的合同，一般不宜以違背善良風俗為由認定合同無效”。因此限購政策不應認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僅是違反限購政策仍然應當認定為合同有效。

就本案也可以看出，法院對于此類的裁判觀點明顯更有利于房地產開發企業，但必須要指出的是，政府實施的限價政策是本質是為了保障購房者的居住利益，減少房價上漲導致的社會矛盾，本質也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房地產開發企業利用“捆綁銷售”規避限價政策在客觀上確實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之嫌。近年來，中央愈發堅定調控房地產市場。因此隨著將來政策的變化，不排除法院亦有改變裁判思路的可能。

案例索引：(2020)閩01民終189號，以上涉及人名均為化名。

蔡思斌

2021年11月11日

?

1、定義

根據《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條“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脅迫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脅迫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脅迫是指以將要發生的損害或者以直接施加損害相威脅，迫使對方產生恐懼并因此而作出違背真實意思表示的行為。

?

2、舉證責任標準及撤銷權行使期限

參考案例：山西柳林縣法院（2021）晉1125民初791號民事判決

本案被告認為其出具借條是受原告脅迫，且款項是雙方共同花銷，但沒有提供相應的證據，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且被告在出具借條后至本訴立案之前兩年的時間內沒有提出撤銷借條的主張。我國《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條規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脅迫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脅迫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當事人受脅迫，自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一年內沒有行使撤銷權的，撤銷權消滅，本案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內行使撤銷權導致撤銷權喪失。故本院確認被告出具的借條合法有效。

可見，對于可撤銷情形的舉證責任在于提出者，根據《民事訴訟法》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才會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而非僅僅是達到合理懷疑的標準，同時對于定立合同時受脅迫的撤銷權行使還存在法定期限的要求，應當在受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一年內行使，否則該權利將歸于消滅。

3、被“脅迫”的構成要件

參考案例：安徽蚌埠中院（2021）皖03民終2517號民事判決

認定簽訂合同是被脅迫的構成要件是：1.脅迫人具有脅迫的故意；2.脅迫者必須實施了脅迫行為；3.脅迫行為必須是非法的；4.必須要有受脅迫者因脅迫行為而違背自己的真實意思與脅迫者訂立的合同。從構成要件可以看出，脅迫人的脅迫行為給對方施加的威脅必須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如果一方有合法的理由對另一方施加壓力，則不構成合同法律意義的威脅。左正滿訴稱的常健以報警、報消防等方式干預足浴店的經營，并非非法脅迫行為，不是脅迫的成立要件。

參考案例：遼寧沈陽中院（2021）遼01民終12917號民事判決

關于王學偉抗辯“欠條”系受脅迫所寫的問題。王學偉并未提供證據證明其抗辯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條規定：“一方或者第三方以脅迫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表示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脅迫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王學偉作為成年人，應對“欠條”內容的法律意義和后果具有預見性。按常理來說，如果王學偉當時受到脅迫而寫下“欠條”，那么在脅迫情況解除后，王學偉就應當積極采取法律手段去撤銷該承諾，而王學偉并沒有在合理的期限內（法律規定為1年內）行使撤銷權。現該撤銷權可以行使的法定期限已過，王學偉此時關于受脅迫的抗辯理由，已經不是可以否定杜暢航主張的法定事由。故對王學偉的該項抗辯理由，不予采信。

參考案例：河南安陽中院（2021）豫05民終3012號民事判決

二審中提交其姐姐張某的書面證明，張某在證明中稱“……也就是4月16日當天下午拿著菜刀在我家……。”被上訴人張富興申請證人郭某（其姐夫）出庭作證稱，打條時沒看見有脅迫行為，也沒見到張富興拿菜刀。對上述證言的內容，因張某未出庭接受法庭的質詢，證明是否是其本人書寫，證明內容是否是其真實意思表示，本院無法查明，對該證明內容本院不予采信。作為雙方糾紛調解人之一的郭某出庭證言更具有可信度。上訴人張林興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為被上訴人張富興出具欠條一張，其稱該欠條是在受脅迫的情況下書寫的且欠條記載的欠款性質和內容與事實相悖，但其提供的證據并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事實，故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

參考案例：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24號民事判決

本院認為，首先，程某珍于2005年1月12日被四平市公安局經偵支隊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直至2005年1月13日，在此期間程某珍出具《承諾》、程某濤與馬某元在此期間簽訂的《協議書》等事實，可由四平市公安局經偵支隊辦案人員靳某根、王某興分別于2005年9月9日和9月11日出具的《情況說明》、四平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宋某平于2007年2月26日出具的關于程某濤簽訂《協議書》時的《情況說明》以及四平市公安局經偵支隊詢問筆錄予以證實。其次，四平市中級人民法院宋某平法官于2005年1月13日出具的證言以及2007年2月26日出具的《情況說明》證實，程某濤與馬某元簽訂的《協議書》是由宋某平按照馬某元的要求擬定，且四平市經偵支隊辦案干警直接參與了對協議內容的修改。郭某行于2005年10月10日出具的證言以及2007年3月15日出具的《情況說明》以及在本院再審庭審中出庭作證時的陳述與宋某平的證言能夠相互印證。尤其是宋某平作為馬某元的朋友在2005年1月13日幫助馬某元起草《協議書》，對該協議書的形成過程與作為程某珍下屬的郭某行所作的證言能夠相互印證。因此，兩人的證言能夠證明程某濤2005年1月13日與馬某元簽訂《協議書》時并無合意的過程，程某濤并非處于自愿的狀態。最后，無論四平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對程某珍采取的強制措施是否合法，在程某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程某珍作出向馬某元償還238萬元債務的承諾，與雙方之前簽訂的兩份借款合同所約定的借款金額211.2萬元存在26.8萬元的差額。在本案訴訟過程中，馬某元始終未能說明該差額的出處及根源。程某珍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形下作出的超出原約定數額的債務，在無其他合理解釋的前提下，不能認定程某珍作出的意思表示是真實自愿的。程某濤作為程某珍的侄子，出于盡快使其姑母獲得人身自由的主觀目的，與馬某元簽訂《協議書》加入其姑母的債務之中，亦不應認定為其真實意思表示。

綜上案例并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貫徹實施民法典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第四條“以給自然人及其親友的生命、身體、健康、名譽、榮譽、隱私、財產等造成損害或者以給法人、非法人組織的名譽、榮譽、財產等造成損害為要挾，迫使其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條規定的脅迫。”可知，受“脅迫”作出的民事法律行為要求脅迫方主觀上存在一方當事人利用了對方對于危險結果發生的恐懼，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合同；客觀上，實施了非法脅迫行為。

可撤銷行為主要是行為人意思表示不真實，定立合同時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因此當事人在主張受脅迫撤銷合同時，充分證明自身是基于恐懼心理而作出的行為，以及脅迫人的非法威脅內容會對自身產生實質上的擔憂可能，才是認定合同是否可撤銷的關鍵所在，單純的證人證言以及當事人的陳述并不能作為認定受脅迫的依據。

在訴訟實務中，如確系被脅迫進行了某項民事法律行為的，最好是當即馬上報警，向公安機關作筆錄詳細反映情況，并要求公安機關及時調查等；同時，還可以采取錄音、錄相或書面確認等方式收集相關被脅迫的證據，再者還要在法定的一年撤銷時限內提起相關撤銷之訴。如果所謂的“被脅迫”只是口頭抗辯，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則肯定不會被法院認可。

蔡思斌

2021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