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2日及2012年10月29日，A公司分兩次共開具6張以C公司為收款人的《銀行承兌匯票》，共計金額2500萬元。

2012年9月25日，D公司向A公司出具《擔保書》，載明：D公司自愿為B公司完全履行與A公司簽訂的所有合同項下的全部義務向A公司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期間為兩年，自主債務履行期間屆滿之日起就算。

（2014）廈刑初字第99號《刑事判決書》認定，梁某為B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梁某以B公司的名義與A公司簽訂《代理采購協(xié)議》，支付少量保證金，委托A公司向其指定的C公司虛假購買鋼材，并在相關合同及其他業(yè)務單據(jù)上加蓋偽造的C公司印章，騙取A公司開具銀行承兌匯票后予以貼現(xiàn)。該《刑事判決書》判決梁某犯合同詐騙罪。

之后，A公司將D公司訴至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判令D公司對訟爭《代理采購協(xié)議》項下B公司的義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梁某作為B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與A公司簽訂《代理采購協(xié)議》。該協(xié)議雖經(jīng)刑事判決認定為欺詐行為，在沒有證據(jù)表明上述欺詐行為侵害了國家利益并由此導致其無效的情況下，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該協(xié)議屬于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迄今為止，合同雙方均未就該合同提出訴求，要求撤銷或變更該合同的約定，故該合同仍為有效，雙方均應依照約定履行相應的義務。該合同簽訂后，A公司依約出具了2500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但B公司未依約履行義務，已構成違約，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在《擔保書》合法有效成立的情況下，D公司應當對該《擔保書》中載明的內(nèi)容承擔擔保責任。

一審宣判后，D公司不服，認為《代理采購協(xié)議》及《擔保書》是梁某基于詐騙目的簽訂的，是其實施詐騙行為的一部分，屬無效合同；另外該欺詐行為損害了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也應無效。因此向原審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代理采購協(xié)議》、《擔保書》雖是梁某為了實施詐騙行為而以B公司、D公司的名義與A公司簽訂的，但A公司是作為一個民事主體與之進行交易活動，合同是否有效應依據(jù)民事法律規(guī)范進行判斷，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guī)定，一方以欺詐的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意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變更或者撤銷合同。易言之，如果受損害方不請求變更或者撤銷，則合同仍然有效。現(xiàn)A公司并未要求撤銷或者變更，且已經(jīng)依據(jù)《代理采購協(xié)議》開具了銀行承兌匯票，亦無證據(jù)證明該《代理采購協(xié)議》、《擔保書》的履行將損害國家利益，D公司主張《代理采購協(xié)議》、《擔保書》是梁某基于詐騙目的簽訂的合同，因而無效于法無據(jù)。D公司亦應當依據(jù)其在《擔保書》中作出的承諾為B公司完全履行與A公司簽訂的《代理采購協(xié)議》向A公司提供連帶保證責任。

福建省高院以上案例同樣認為兩個民事主體之間的交易活動，合同是否有效應根據(jù)民事法律規(guī)范進行判斷。具體到本案中，梁某作為B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與A公司簽訂的《代理采購協(xié)議》屬于欺詐行為，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guī)定，一方以欺詐的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意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變更或者撤銷合同。在A公司未請求變更或撤銷《代理采購協(xié)議》時，該協(xié)議仍然有效。D公司主張梁某簽訂的合同的行為是基于詐騙目的，是詐騙行為的一部分，且該行為的性質(zhì)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損害了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應為無效。但是，D公司的該主張并沒有證據(jù)證明欺詐行為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另外，只有在合同雙方當事人以串通的手段，損害集體或第三人的利益，合同才無效。D公司同樣無法證明雙方存在串通的情形，因此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

本案二審生效后，D公司向最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再審 （2016）最高法民申1017號），再審法院同樣認為《代理采購協(xié)議》和《擔保書》系基于詐騙目的所簽訂，應屬于法律規(guī)定撤銷權行使范疇，D公司主張合同無效缺乏相應法律依據(jù)。A作為受欺詐一方，未行使撤銷權的情況下，二審判決認定上述《代理采購協(xié)議》和《擔保書》具有法律效力，并無不當。